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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体现了什么叫传入中国后独立发展的早期特点

云冈石窟体现了什么叫传入中国后独立发展的早期特点

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构成了人类艺术长廊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展现了公元5世纪前后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况,体现了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后独立发展的早期特征。

石窟原是古印度的一种宗教建筑,主要开凿于山崖间。最初作为佛教信徒坐禅修行的场所,又被称为石室;后来演变为石窟组合,其中“禅房窟”“塔庙窟”这两种模式在印度较为普遍。

伴随佛法东渐,源于古印度的佛教艺术沿着动荡而绵延的丝路远播于西域诸地,并随着贸易线路,渐趋深入中原。这一外来的宗教艺术形式与中国传统艺术接触、碰撞后,在互促与交融中逐渐发展。历经时间的检验,加之匠师们虔诚的摹写与再创造,远道而来的佛教艺术在古代中国大地上得以生根发芽。至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艺术迎来了发展繁盛期,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风貌的艺术形式。

云冈石窟是这一时期中国石窟文化发展的代表。它规模宏大、气势恢宏,窟内造像精美、题材丰富。现存主要洞窟有45座,窟龛200多个,造像5万多尊。

作为全石化雕刻的代表,云冈石窟雕刻艺术具有极高的创作水准。整个石窟群雕刻面积达18000万平方米,佛像的可塑性极强,最高的造像17米,最小的造像仅2厘米。巨大的佛像和娇小的雕像相映衬,连同装饰纹样一起,营造出了富丽、繁盛的佛国世界。

云冈石窟“非中国”的表现甚多,或明显承袭希腊古典宗脉,或繁复地掺杂印度佛教艺术影响。依据云冈诸窟雕饰花纹的母题及刻法、佛像的衣褶容貌及姿势,可知中国艺术从那时起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集聚地,云冈石窟的佛教艺术展现了南北朝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印记。云冈石窟中的装饰纹样式样丰富、造型多变,具有重要的装饰功能与丰富的审美意蕴。其中的莲瓣、卷草纹、忍冬草、绳纹、璎珞、花绳等纹饰,大都源于域外的母题。

例如,形式多样的卷草纹多出于波斯、希腊的装饰艺术。部分装饰纹样甚至超过了殷周秦汉之际的云纹、雷纹等式样,对中国艺术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云冈石窟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多元文明交融的典范。西域的绚烂旷达、北疆的雄浑豪放、中原的优雅细腻,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风貌在这里结成了丰富多彩的石刻艺术,映衬出历史长河中璀璨的记忆。

云冈石窟所在的大同曾为北魏都城,是北方地区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政权迁徙,加之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不断角逐,至北魏建都之时,经历了多民族文化艺术的碰撞与交流,汇聚了多方文化。

公元460年,灵岩秀丽的武州山突然“石破天惊”。高僧昙曜受北魏皇室所托,负责在武州山崖开凿窟龛、雕琢佛像。武州山南麓特殊的石质,为云冈石窟的凿刻提供了天然的保障。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这样概述云冈石窟的开凿盛况:“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作为云冈石窟早期造像的代表,“昙曜五窟”的造像浑厚圆润、沉稳肃穆,其庄严、宏大之势彰显了豪迈的气势,是西域遗风与少数民族艺术交融的产物。

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分期是比较明显的。前期以朴拙的西域之风见长,加之胡风胡韵的融合,雕刻中多出现大佛形象,窟龛形貌给人以巍峨庄严之感。到了中期,造像精雕细琢、装饰华丽,出现了中国式佛衣样式。

公元494年,北魏迁都洛阳,云冈石窟的建造步入晚期,出现了窄肩长颈、面相清丽、比例适中的佛像造型。与早期的恢宏气势相比,后期石窟营造逐渐向清丽隽秀的中原之风过渡。清丽飘逸的主尊、静谧幽思的菩萨、欢愉舞动的飞天、憨态可掬的弟子、虔诚祈愿的供养人,构成了窟龛内的主要雕刻内容。

与其他石窟相比,云冈石窟以主题突出的佛传浮雕、精美细致的装饰纹样以及富有活力的乐舞雕刻著称。

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第12窟,是云冈石窟中一个较为华丽多彩的洞窟,被称为“五华洞”,亦得名“音乐窟”。这是一个有着前后两室的窟洞,窟龛内刻满了形态各异的飞天伎乐和各式器乐,演奏者神情飞扬、动作娴熟。走进库龛,好似一场规模盛大的音乐会正在有序进行。此窟乐器样式丰富,真实展现了当时各民族乐舞融合的盛貌,是留给后世的珍贵音乐宝藏。

伴随历史的演变,云冈石窟不断汲取中西文化艺术之精华、融汇中华传统雕刻艺术之技法,创造性地开启了西来样式的本土化、民族化、世俗化转向。异域而来的佛教艺术在与中华文化的碰撞、交流中,渐趋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有异于原始佛教艺术的形式。

其中,一大亮点是飞天。在云冈石窟,匠师们以富有生命意味的流动线条,流转出自由飞扬的美好境界,成就了中国飞天艺术形象的丰富内涵。

轻舞飞扬、简练明朗、清逸飘洒的飞天艺术形象,主要得益于儒、佛、道、玄的碰撞、交流与互促。原初道家的隐逸情怀、传统宗教中的羽人形象与佛教艺术中的天人一起,成就了飞天意象的深厚意蕴。

总的来看,多民族艺术风格在云冈石窟得到了全面、深入的互鉴与融通。一方面,它承继汉代艺术的雕刻传统;另一方面,又吸收古印度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创作手法,孕育出独特的风格。

这种审美趣味的碰撞与融合,进一步促成了云冈石窟以和为美的造像布局、以清为美的形貌神韵、以超凡出世为倾向的体态气度。

这种多民族文化艺术的交流、包容、接纳、改造和再创造,则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数千年的重要基石,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开阔的文化胸襟与包容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