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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密州救了多少婴儿

苏轼密州救了多少婴儿

苏轼密州救了40名婴儿

公元1075年,苏东坡39岁,出任山东密州太守,这是他政治生涯里值得书写的一笔,第一次当“一把手”,主政一方。可是,密州地处偏僻,灾荒不断,盗贼四起,百姓困顿,对于一个地方官员来说,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更难做出政绩。但苏东坡愉快地接受了朝廷的任命,离开富庶温柔的杭州,到密州走马上任。一到密州,苏东坡就遇到了两大考验,蝗灾和旱灾。

蝗灾危害极大--声如巨浪,遮天蔽日,所到之处,寸草不留。苏东坡深知此灾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一到密州,他连州衙都未进,就带着手下奔赴了抗蝗一线,以至“我仆既胼胝(手足重茧),我马亦款矻(疲劳)。”同时,立即写奏议状上报朝廷,为民请命,请求豁免秋税,还设下奖金,赏给灭蝗有功的人。他得知土地越干旱,就越有利于蝗虫生长,就数次前往山中,为百姓求雨,并积极为百姓寻找水源,解决最为迫切的饮水问题。

经过努力,治蝗斗争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县前已窖八千斛,更看蚕妇过初眠。”诗中苏轼自注说:“蚕一眠,则蝗不复生矣。”旱灾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通过蝗灾和旱灾,当地的百姓看到了一位勤政爱民、披肝沥胆的苏东坡。

连年的灾荒,农业产出不足,致使密州经济萧条,百姓生活困顿,以至于“盗贼渐炽”。如何实现盗贼除,密州治,百姓安?苏东坡并没有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他向朝廷进言《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对盗贼的产生根源,做了深刻而精辟的分析,他认为是客观的自然条件和人为的社会治理互为因果:“密州民俗武悍,恃(特)好强劫,加以比岁荐饥,椎剽之奸,殆无虚日。”他鲜明提出,治盗必须治本,要从官员选拔、地方治理、经济发展等方面,连根挖掉盗贼产生的土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密州的长治久安。

赈灾、剿匪、扶贫、济困,苏东坡无事不尽心竭诚。在密州,他“勤于吏职”“视官事如家事”,“凡百劳心”而“朝衙达午,夕坐过酉”。对于盗贼,他的心无比坚硬;对于弃婴,他的心则变得无比柔软。密州百姓穷,人命如草芥,以至于许多刚出生的婴儿被父母狠心遗弃在路边。走在路上,四处都是婴儿的啼哭,这触动了苏东坡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他的心和百姓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他恨自己空读诗书,“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

在苏东坡心中,人命大于天。能救一个便救一个,抱着这样的信念,苏东坡马上实施了他的拯救婴孩计划。在《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诗中,他写下“洒泪循城拾弃孩”的事实,叙述了自己拯救弃婴的经过:“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

为从根本解决问题,他开设福利院,号召没有儿女的人家收养弃儿,然后又从官仓中拨出一批米粮,补贴给养不起孩子的父母,劝其不要抛弃自己的骨肉。有数据记录,短短两年时间里,被苏东坡救活的孩子达上千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苏东坡的拯救生命行动,深深感动了密州百姓。十年后,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知登州途经密州,那些被他救活的孩子们,在养父母的带领下,纷纷赶往州衙,拜谢当年的救命恩人。

经过苏轼的精心治理,一年后,密州灾情渐渐消退,盗贼渐渐平息,百姓生活渐渐安顿。“吏民渐相信,盗贼狱讼颇衰”。对于这样的社会面貌,苏轼本人也十分高兴:“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