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密州救了多少婴儿

苏轼密州救了40名婴儿

公元1075年，苏东坡39岁，出任山东密州太守，这是他政治生涯里值得书写的一笔，第一次当“一把手”，主政一方。可是，密州地处偏僻，灾荒不断，盗贼四起，百姓困顿，对于一个地方官员来说，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更难做出政绩。但苏东坡愉快地接受了朝廷的任命，离开富庶温柔的杭州，到密州走马上任。一到密州，苏东坡就遇到了两大考验，蝗灾和旱灾。

蝗灾危害极大--声如巨浪，遮天蔽日，所到之处，寸草不留。苏东坡深知此灾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一到密州，他连州衙都未进，就带着手下奔赴了抗蝗一线，以至“我仆既胼胝（手足重茧），我马亦款矻（疲劳）。”同时，立即写奏议状上报朝廷，为民请命，请求豁免秋税，还设下奖金，赏给灭蝗有功的人。他得知土地越干旱，就越有利于蝗虫生长，就数次前往山中，为百姓求雨，并积极为百姓寻找水源，解决最为迫切的饮水问题。

经过努力，治蝗斗争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县前已窖八千斛，更看蚕妇过初眠。”诗中苏轼自注说：“蚕一眠，则蝗不复生矣。”旱灾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通过蝗灾和旱灾，当地的百姓看到了一位勤政爱民、披肝沥胆的苏东坡。

连年的灾荒，农业产出不足，致使密州经济萧条，百姓生活困顿，以至于“盗贼渐炽”。如何实现盗贼除，密州治，百姓安？苏东坡并没有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他向朝廷进言《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对盗贼的产生根源，做了深刻而精辟的分析，他认为是客观的自然条件和人为的社会治理互为因果：“密州民俗武悍，恃（特）好强劫，加以比岁荐饥，椎剽之奸，殆无虚日。”他鲜明提出，治盗必须治本，要从官员选拔、地方治理、经济发展等方面，连根挖掉盗贼产生的土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密州的长治久安。

赈灾、剿匪、扶贫、济困，苏东坡无事不尽心竭诚。在密州，他“勤于吏职”“视官事如家事”，“凡百劳心”而“朝衙达午，夕坐过酉”。对于盗贼，他的心无比坚硬；对于弃婴，他的心则变得无比柔软。密州百姓穷，人命如草芥，以至于许多刚出生的婴儿被父母狠心遗弃在路边。走在路上，四处都是婴儿的啼哭，这触动了苏东坡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他的心和百姓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他恨自己空读诗书，“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

在苏东坡心中，人命大于天。能救一个便救一个，抱着这样的信念，苏东坡马上实施了他的拯救婴孩计划。在《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诗中，他写下“洒泪循城拾弃孩”的事实，叙述了自己拯救弃婴的经过：“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

为从根本解决问题，他开设福利院，号召没有儿女的人家收养弃儿，然后又从官仓中拨出一批米粮，补贴给养不起孩子的父母，劝其不要抛弃自己的骨肉。有数据记录，短短两年时间里，被苏东坡救活的孩子达上千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苏东坡的拯救生命行动，深深感动了密州百姓。十年后，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知登州途经密州，那些被他救活的孩子们，在养父母的带领下，纷纷赶往州衙，拜谢当年的救命恩人。

经过苏轼的精心治理，一年后，密州灾情渐渐消退，盗贼渐渐平息，百姓生活渐渐安顿。“吏民渐相信，盗贼狱讼颇衰”。对于这样的社会面貌，苏轼本人也十分高兴：“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