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发达国家

1964年1月27日，中国和法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是一个历史性的决策，既是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反对美苏霸权的体现，也是法国总统戴高乐践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成果。中法建交是中国发展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新突破，也是戴高乐洞悉国际战略局势的绝佳体现。

首先，在同新中国建交后，法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同时与美国、苏联和中国对话的国家，因此法国的战略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这与二战期间法国对战后世界的规划毫无置喙的余地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因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二战时的迅速溃败以及对纳粹的卑躬屈膝，使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不愿意承认法国的大国地位，并且刻意将戴高乐领导的“战斗法国”排除在安排战后世界秩序的雅尔塔、波茨坦会议之外。所以戴高乐在重新掌权后，秉承法国传统外交中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特点，与中国建交，以提高法国的国家地位和影响力。

其次，戴高乐选择与中国建交也有把中国当成抗衡美国压力的同盟军以及制约苏联的用意。戴高乐曾说过一句话，即“现在承认中国，比将来中国强大起来而被迫承认它要好得多。”不得不说，经历过起起落落的戴高乐，在洞悉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方面确实是准确和犀利的。所以尼克松在就任美国总统后，鉴于美国在美苏争霸中处于守势以及西方坚持了二十多年的孤立中国政策的日益破产，决定采纳戴高乐的建议，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震荡了世界，可谓重塑了全球外交格局，难怪尼克松称赞戴高乐是一个胸怀世界战略全局之人。

中法建交在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打开了相互认知和交往的大门，可谓是一次历史性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