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司法理念

教育经验

三国时期的司法理念

三国初期，主要沿用汉代的法律制度。蜀汉定都成都以后，著名的政治家和封建法治主义者诸葛亮，积极主张立法设度，还制定了《蜀科》作为治蜀的基本大法（现仅存几条“教”与“军令”，其余均已佚失）。孙吴政权也进行了一些法令的制订活动。但是在曹魏魏明帝即位以前，蜀、吴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相当长的时间主要沿用汉朝的法律制度，法律、法令的修订也大都围绕着汉律中不合时宜的部分进行。

历史上的曹魏是一个具有法治传统的政权，“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曹魏的法制建设，与蜀吴相比取得了更重要的成就。特别是曹魏代汉以后，魏明帝时制定的魏律，是曹魏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当时魏明帝鉴于自东汉以来。律例浩繁不便于司法机关援用，而且“法令滋章，季者弥多，刑罚愈众，而奸不可止”。因此令陈群等人删节律令，以汉九章为基础，“作新律十八篇”，于太始三年颁行，历史上也称曹魏律。

魏律在隋以前即已散佚，据史籍记载，它是在汉九章的基础上，增加了劫掠、诈伪、毁亡、告劾、系讼、断狱、请求、惊事、偿赃等九篇，相应地调整和增加了许多新的法律规范，并且把汉具律改为刑名，列于全律之首。同时魏律正式把“八议”制度列人法典，使礼所强调的等级秩序制度化、法律化。曹魏律的制定，使中国封建法典在不断完善、系统和科学的道路上有了重大的进步，可以说曹魏律的修订，是中国封建法典科学化、完备化的第一阶段，其在体例、规模上的许多创新对后世封建法典有很大的影响。

（二）两晋的立法概况

晋律是晋武帝时期制定的一部重要法典，正式完成于晋武帝泰始三年，故后世称之为泰始律。随着晋的统一全国；晋律遂成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做一推行全国的法典。

晋律以汉、魏律为基础，删苛存简，最后定为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从魏律中减去劫掠、惊事、偿赃、免坐四篇，增加法例、卫宫、水火、关市、违制、诸侯六篇，并恢复汉律中的厩律。晋律的体例、内容又有重大发展，堪称一部成功之作，它将七百七十万余字的汉代律令及说解，精简到十二万六千三百字，的确是法典编纂上的艰巨工作。这部法典经过著名律学家张斐、杜预作注解，使得制定晋律在法理学上的根据更加明确清晰。因为张斐、杜预的作注，故历史上晋律也称做《张杜律》。

从晋律的体例结构看，晋律把魏律中的“刑名”分为刑名、法例二篇，仍置于全律之首，并调整了魏律的篇章结构，使之更加合理、完善。从晋律的内容看，晋《泰始律》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较为典型的儒家化法典。正如著名学者陈寅格先生所说：“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治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晋律的儒家化也是通过任用儒家学说制定并解释法律而实现的。张斐、杜预为晋律作注也就是以礼为指导原则，主张以礼为准则，通过注律将礼的精神渗透到法律规范中。在内容上，晋律进一步纳礼人律，把更多的儒家礼教规范纳八法典之中，其中最突出的是以“五服”关系作为亲属犯罪轻重的衡量标准，加重了法典儒家化的色彩。

由于晋律是一部引礼人法，礼法结合，具有典型的儒家化意义的法典，比较适合巾国固有的国情，其体例也较之魏律更加严谨和完善。对法律的解释，无论字义、罪名、刑名都趋于规范化，因此晋律不仅影响了整个南北朝历史时期，也为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与转折树立了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