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春，余之同年友赵郡苏轼自蜀以书至京师，谓余曰：“轼之大父行甚高，而不为世用，故不能自见于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见，而卒有传于后者，以世有发明之者耳。故轼之先人尝疏其事，盖将属铭于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轼何敢废焉？子其为我铭之。”
余为之记其说曰：
水利万物而不争,
而万物莫能与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