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风雅文化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古代，《诗经》在儒家“六经”序次中居于首位。在儒家关于国家制度文明设计中，由《诗经》衍生出的风雅精神，是奠基性的，它构成中国美学乃至中华民族精神中最受推崇的侧面。按照现代学科分类，诗被纳入文学一门，其价值仅被定性为给人带来审美愉悦，与此密切相关的风雅，则仅仅专指文人士大夫追慕的生活格调和情趣。这种定位，不仅使“文学”“诗学”之于传统中国的意义被狭隘化，而且连带也使风雅之于中国传统制度文明建构的意义变得逼仄。现在是对这种状况做出改变的时候了。
对于中国文化而言，狭隘化传统，也就等于弄丢了传统。那么，关于风雅，我们如何理解它的价值，并认识它的现代意义呢？
首先，在中国文明以教化为本的传统中，奠基于诗教的风雅之教是一切人文教化的始基。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之所以将诗教排在“三教”首位，原因无非在于诗总是传达关于自然和人生的美好情愫，能够使人在受教育之初，就因感悟世界美好而兴发良善心志，进而使人性变得积极、健康、乐观。这种心志，是风雅赖以形成的心理基础，否则就极可能成为缺乏内在根据的假风雅或附庸风雅。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往往指责儒家“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并认为风雅是自外而内强加于人的，原因就在于没有认识到儒家的诗教或风雅之教，具有在人性源头处发蒙人性、重建人性的性质。
其次，孔子讲“温柔敦厚，诗教也”。这是讲“温柔敦厚”是风雅所应具备的最重要品质。但需要指出的是，孔子以“温柔敦厚”为风雅定调，并不意味着人性因此柔顺软弱，而恰恰是要由此彰显人超越世俗价值之上的雄强和果敢。换言之，面对世间种种不平和险境，愤怒和畏惧是人惯常心理反应，但在儒家看来，以泰然心态面对方为真勇者和大丈夫。如公元前202年，刘邦率大军围困鲁国曲阜，面对行将降临的屠城灾难，“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这种对文明价值的无畏坚守，显然是一种大风雅和大勇敢。同时，儒家的温柔敦厚，也不是不讲原则，而是外圆内方，怨刺不失善意，在坚持原则前提下待人接物不伤大雅。可以认为，在诸种非善即恶、非喜即惧的二元对立中，这种坚守中道的温柔敦厚是最难做到的，搞不好就成了政客式权谋或道德上滑头。正是因此孔子讲：“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第三，在中华文明史上，风雅不仅关乎士人个体的精神养成，而且更关乎家国天下的风尚再造。它是一个从个体修身逐步向国家等宏大问题蔓延的价值连续体。其中，在个体层面，风雅表现为士人文质一体、彬彬有礼的君子之风。即孔子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家族层面，它表现为对人文教养和知识文化学习的重视，古人所谓诗礼传家、耕读传家、“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之论，无一不是将良好家风的养成作为家族延续最重要支撑力量。在国家层面，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国数千年风雅传统的开端，此后的中国史，就是对这一传统不断追忆、回溯、复归并发扬的历史。孔子讲：“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种对风雅传统的不断复归，有效保证了中国文明的历史连续性，同时也使中华民族在与其他民族竞合中，始终保持着文化优越性。
需要指出的是，风雅在传统中国，虽然具有多元价值面向，但它归根结蒂奠基于中国人对美和艺术的崇尚。在这样一个以礼乐风雅为标识的国度，美和艺术因为对中国文明乃至国家建构的深度参与而显现出崇高性和神圣性。中国社会自西周以降，就礼乐风雅在国家制度文明建构中发挥的主干作用看，对美的信仰构成传统中国的立国精神，所谓中国则因此具有审美共同体的性质。据此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提倡的“美丽中国”建设，不仅应指自然界山川秀美，同时也应将人文礼乐风雅纳入其中。这种具有鲜明审美特质的立人、立国之道，在世界文明史中显现其独特性，成为中华民族为当代世界文明呈现的不可替代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