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照流放去过的地方
元嘉十七年，文帝出手杀掉刘湛，将刘义康由中央调任地方，任江州刺史，而原本是江州刺史的刘义庆就调任为南兖州刺史。鲍照便跟随刘义庆，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行役”，从寻阳走水路经过京城向广陵。
“行役”是鲍照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它是漂泊，是不得不因为为宦而离开家乡，是由不得自己的旅途，所以总是让人感到痛苦，如果再碰上急风险浪，那就更糟糕了：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芦洲。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侵星赴早路，毕景逐前俦。鳞鳞夕云起，猎猎晚风遒。腾沙郁黄雾，翻浪扬白鸥。登舻眺淮甸，掩泣望荆流。绝目尽平原，时见远烟浮。倏忽坐还合，俄思甚兼秋。未尝违户庭，安能千里游。谁令乏古节，贻此越乡忧。
秋冬的长江，所能见到的是风、浪、黄雾，而白鸥在其中，随风浪上下——如果过分一点儿，似乎可以把这种场景看成一种对现在和将来的暗示，整个环境是动荡的，而白鸥在其中，也只能随着风浪翻飞。在鲍照的多首行役诗中，我们总能见到这种相似的秋冬之景，它们或动荡不安，或孤独凄凉，构成了鲍照笔下景物的主调。这固然是因为鲍照的行役确实总是在秋冬之际的长江上，多少也正是他的心境。
在另外一首行役诗里，鲍照说：“久宦迷远川，川广每多惧”。仕途和远川并列在一起，走上仕途就仿佛漂上了这条广阔的大河，长路让人疲惫，而未知的波涛汹涌，更让人恐惧。
在大概能够被判定为是较早时期的作品中，行旅令人疲倦，远离家乡与亲人让人痛苦，未来全然不可知，对漂泊的厌倦和对未知人生道路的恐惧到底是一种正常仕途上的“人之常情”，异时异代，这种情感也普遍存在着。真正的“仕途险恶”，这时还没有来到鲍照面前。
在元嘉乃至于孝建（孝武帝第一个年号）年间，鲍照算是处在一个“有机会”的时代。在刘宋，“寒人”尽管依然普遍不具有进入士人阶层的资格，但是凭借军功或者与宗室、皇帝的亲近，是有获得权力的机会的。元嘉年间，天下承平日久，争相以文才相尚，鲍照所具有的才华，可能为他带来上升的机会。而到了孝武帝时期，皇帝对自己的权威极为重视，对于宗室和功臣都有意抑制，因而重用身边作为“中书舍人”的亲信，使得这个职位的人，具有了弄权的机会。
作为宗室的幕僚，也有可能逐步升迁，特别是当所跟随的宗室获得大权时，受信任的幕僚往往能够“鸡犬升天”。踏入仕途不久的鲍照是不是能够明确地意识到这种“机会”，并不太清楚，但他显然是有凭借才华建功立业的雄心的。不过，除了可能在刘义庆那里获得过一次升迁外，在藩王手下，他的状况并没有太大改善。
元嘉二十一年刘义庆去世，鲍照服丧以后离开了临川王幕府，而不知出于何种契机，可能在二十二年时，他成为了衡阳王刘义季的手下，一直到二十四年刘义季去世。
这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元嘉二十二年，发生了孔熙先兄弟和范晔的谋反。孔熙先是彭城王刘义康的旧僚，他试图拉拢范晔和外戚徐湛之，立已被外放的刘义康为帝。这个图谋在行动之前就被宋文帝察觉，而后徐湛之又亲自去文帝前告密。谋反毫无悬念地失败了，孔熙先和范晔被杀，而刘义康则被废为庶人。文帝对这个弟弟的处置毫无疑问影响了其他弟弟的心理状态。也就是从这件事情之后，衡阳王刘义季的性格发生了转变。他原本是一位非常能干的藩王，在荆州刺史任上有很好的政绩，为朝野和文帝本人所夸赞，而在此之后，他开始了醉生梦死似的避祸生活。元嘉二十三年北魏入侵，刘义季镇守边境，却依然醉酒不理事，面对文帝的责备也不肯改变，二十四年，衡阳王终于在饮酒与避祸中去世了。
鲍照在衡阳王手下任职的情况并不太清楚，但二十二到二十四年，正是刘义季避祸的年份，主君的状态，鲍照恐怕也会是看在眼里的。而跟随着这样的主君，他显然也不会获得什么发挥才能的机会。
刘义季死后，鲍照又成为了始兴王刘濬的幕僚，这看起来是个不错的机会。刘濬是文帝最为宠爱的儿子之一，先后担任过扬州刺史与南徐州刺史这样紧要的职位。他又有文学方面的爱好，鲍照或许正是因为这方面的才能，再次获得职位。在始兴王手下，他奉命写过游山玩水的诗句，也为主君的宴会写过歌词，不过，到了元嘉二十八年任期满后，鲍照主动提出了辞职。鲍照的辞呈中看不出他这一行为的具体原因，只能看出他依然贫穷。
这次原因不明的辞职，算是一个幸运的选择。两年以后的元嘉三十年，刘濬和他的太子哥哥一起发动了弑父的宫廷政变。当时的诸多名流贵戚如袁淑、王僧绰、徐湛之、江湛乃至于宋文帝本人，都死在这场阴谋之下。很快，一个因为不受父亲宠爱而常年领兵在外的儿子（咦这不是萧景琰的设定吗）带领大批人马杀回京城，除去了两个谋逆的哥哥，继而登上皇位，这就是后来的孝武帝刘骏。倘若此前鲍照不曾离职，刘濬的谋反多少都会牵连到他。
二十八年鲍照离开刘濬后，与当时为宣城太守的王僧达往来，这是鲍照重要的友人之一。在三十年，王僧达举兵奔赴刘骏，遂成为孝武朝的功臣之一，而鲍照集中他与王僧达往来的诸多痕迹表明，鲍照很可能随同王僧达入京，“参加”了这次平乱。
这似乎是鲍照翻身的一次机会。王僧达是刘宋开国元勋王弘的儿子，本就是最有地位的名门公子，又是临川王刘义庆的女婿，鲍照也正因为这层关系，而与王僧达攀上交情。而此时王又成为了孝武帝的功臣之一，很快就升到了尚书右仆射的职位，鲍照有他作为仕途上的“人脉”，看起来似乎有点希望。
而实际上，孝武帝初年鲍照所获得的职位，也确实可能与王僧达有些关系。孝建初期，鲍照获得了海虞令的职位，王僧达是他的顶头上司，孝建三年，鲍照入中央成为中书舍人，成为孝武帝身边的近臣，不知道是不是也与王僧达入中央任职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