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周武王重用贤人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人们都认为西周社会（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阶层固化非常严重，很少有社会流动。如许倬云所言“春秋以前，中国由封建领主统治着，社会有严格的等级分层。”言下之意就是，西周时期鲜有社会流动。然而，从史料记载来看，西周统治者其实有着强烈的尚贤意识，非常重视求贤任贤。
总结夏商兴亡经验教训
西周的尚贤意识，是在总结夏商兴亡的经验教训中树立起来的。周王朝建立后，统治者在总结夏商两族发展的经验和覆亡教训时，充分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
梳理史料可以发现，商王朝在历史上的大发展，与不同时期杰出人物的辅佐是分不开的——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
商汤时，任用“三宅三俊”等人才。所以，商王朝“其在商邑，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然而，到了商代末年，商纣“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与惯用刑罚、行为残暴的官员，同在国家中；与惯于作恶的官员，共同办理政治），以致“智藏瘝在”。于是，“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
周文王、周武王时期大发展的先例，也是尚贤的重要依据。周文王时期，“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祯。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意思是说，很多卓越之士出现在周王国内，这些人成为周王国的栋梁，文王依赖他们才使国家得以安宁。
周公进一步指出，“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的辅佐，才能“德降于国人”；有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四人昭武王”，才能“咸刘厥敌”。殷商遗臣箕子也曾向周武王建议，要使“有能有为”之人“羞其行”，这样自然会“邦其昌”。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周代统治者给自己定下了任贤的要求。他们希望，自己能“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后人于丕时”，即谨慎自己的德行、提拔国内杰出的人才，以达到完美的执政境界。用周公的话来说就是，希望周王“克用常人”。
“日中不暇食以待士”
西周不同历史阶段的统治者，有一系列任贤的实际行动。
周文王时期，为了网罗人才，可以“礼下贤者”，甚至“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因此，各方贤能之士“多归之”。同时，周文王和周武王都好用“明德”之人，故“庶邦享作，兄弟方来”。
周王任贤的事例，给战国时期的读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在抄录文献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文王有闳夭，有泰颠，有散宜生，有南宫适，有南宫夭，有芮伯，有伯适，有师尚父，有虢叔。武王有君奭，有君陈，有君牙，有周公旦，有召公，遂佐成王。”
周成王时期，将大批殷遗民迁到成周洛邑。周公模仿商初任用夏朝官员的先例，任用了一些殷遗民中的有德之人，甚至“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恐失天下之贤人”。
西周末年的宣王时期，继续“进用贤良”，任用樊仲山父、尹吉父、程伯林父、虢文公、申伯、韩侯显父、南仲、方叔、仍叔、邵穆公、张仲“为卿佐”。
选官的任贤倾向，为西周社会流动开启了窗口。从相关材料来看，西周朝廷确实任用来了一批出身寒微却富有才华之人。例如，周文王曾经“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太公行年七十而屠牛于朝歌”，后被文王“举而为天子师”。周武王灭商后，不少出身寒微的功臣、谋士得到任用。
另外，乡、遂里的贤人也可以通过乡大夫、遂大夫的考核和推荐来实现向上流动。例如，西周贵族毕公家的家臣献，因为贤能就被家主推荐到楷国国君处任职。
可见，西周时期并不像一些专家所说的阶层固化，而是存在社会流动的。
中低层人士占比逾97%
西周时期存在社会流动，提醒我们去了解和研究当时中低阶层人士的状况。
目前，还没有见到关于西周时期总人口数量和中下层人士数量的确切记载。然而，传世文献记载了西周时期的军队建制，其中有全部人员的数量和各阶层人员组成情况的大致记录。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典型案例里中低阶层人数的比例，来推测整个西周社会中低阶层的情况。
西周时期的天子、诸侯可以拥有军队。按照级别和大小，他们拥有的军队数量是有所不同的。《周礼》云“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每个“军”中士兵和将领，是怎样设置的呢？
一般认为，每个军有12500人，设军帅1人；每个军辖5个师，每个师2500人，设师帅1人；每个师辖5个旅，每个旅500人，设旅帅1人；每个旅辖5个卒，每个卒100人，设卒长1人；每个卒辖4个两，每个两25人，设两司马1人；每个两辖5个伍，每个伍5人，设伍长1人。
另外，每个军还设置府、史、胥、徒官职。《周礼》记载，一军则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学界认为，这些官员为“非常也，有军则置之，无则已”。也就是说，这些官员是在战时配备的，战争结束就会取消。
以上军中的各级将领和官员，根据身份和称谓来区分，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和府、史、胥、徒属于贵族，两司马和伍长为中低层人士。
西周军队中的士兵，往往来自社会底层。这从《诗经》中的一些诗篇可以看出。《豳风·东山》是一名跟随周公东征3年的战士，回到家后所作的诗篇。该文描写了他在回家途中和回家后看到的景况与心情，其中提到果臝之实蔓延于屋檐，甲虫生息于房内，蜘蛛结网于室内，宅边的空地，变成了野鹿活动的场所。这位士兵出征期间，家里的情景竟如此凄凉，可见他应当来自社会下层。
事实上，周朝军队里这样的士兵不在少数。周平王时期，一位女子为怀念在外服兵役的丈夫，作了《君子于役》一诗，收录在《王风》里。她哀怨道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埘，鸡窝；桀，鸡栖的木架。这位女子在家养鸡、羊和牛，应当是个农人。《鹿鸣之什·采薇》是西周时期一位戍边的士兵在返乡途中所作的诗，其中感叹因为征伐猃狁，以致没有室家。
西周时期士兵来自社会中低阶层，也可从每个军的建制与社会基层行政单位相对应的情况得到验证。西周时期，基层行政单位设置状况为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行政单位和对应的家数为5家一比，25家一闾，100家一族，500家一党，2500家一州，12500家一乡。征兵的时候，每家出一人当兵；再按照伍、两、卒、旅、师、军来编制入军，终于达到“伍一比，两一闾，卒一旅，旅一党，师一州，军一乡”。由此，西周时期的基层行政单位与军队建制就一一对应了起来。
根据以上不同阶层人士的数据来计算，在总人数为12500人的军中，贵族将领和官员有274位，中下层将领和士兵有12226人。可见，中低层人士所占比例为97.808%。这为我们了解西周社会的阶层情况提供了参照。考虑到中低阶层人士所占比例如此之高，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客观上也需要为这些人的向上流动提供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