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封爵制度

关于孙吴的封爵制度，近年已有一些论著论及，都认为它是一种具有财政经济意义的制度。

如《中国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发表的《孙吴奉邑制考略》一文称之为“封爵食邑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六朝经济史》一书把“封国、食邑”视为孙吴维护和培植士族地主的具体措施。不过，经重新检索有关史料，我觉得以上论断尚值得商榷。下面略陈管见，以求指教。

     第一，孙吴封爵制的始行时间。

孙吴在黄武元年（公元222年）之前即建安年间已经开始授予封爵，有关史料不少。例如，《三国志》卷五○《妃嫔传》载，孙权的徐夫人之父徐琨，随孙策征战有功，“以督军中郎将领兵，从破庐江太守李术，封广德侯，迁平虏将军。后从讨黄祖，中流矢卒”。

卷五一《宗室传·孙贵传》载，孙贵是孙坚之侄，随孙策征伐庐江太守刘勋、江夏太守黄祖之后，被孙策任命为豫章太守，“后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刘隐奉诏拜贵为征虏将军，领郡如故”。特别是到建安末年，孙吴授予封爵的对象明显增多。

如卷六○《贺齐传》载，建安二十一年，贺齐与陆逊讨平鄱阳民尤突的叛乱之后，“拜安东将军，封山阴侯”。同卷《全琮传》载，“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将关羽围樊、襄阳，琮上疏陈羽可讨之计。权时已与吕蒙阴议袭之，恐事泄，故寝不答。及擒羽，权置酒公安，顾谓琮曰‘君前陈此，孤虽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于是封阳华亭侯”。

同书卷五八《陆逊传》载，陆逊参加了偷袭江陵的战役之后，“领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是岁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卷五四《吕蒙传》载，吕蒙攻占江陵之后，孙权“以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

吕蒙受封爵的时间当与陆逊等人同时，在建安二十四年末。卷五五《陈武传》载，陈武战死于建安二十年，其子修19岁；“建安末，追录功臣后，封修都亭侯，为解烦督”。卷五六《朱然传》载，朱然“建安二十四年从讨关羽，别与潘璋到临沮擒羽，迁昭武将军，封西安乡侯”。

卷五一《宗室传·孙皎传》载，“擒关羽，定荆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权追录其功，封子胤为丹阳侯”。以上史料说明孙吴的封爵之名在建安时期未立国之前就出现了，而且受封者不少；并不是自黄武元年以后才出现的。

     第二，孙吴封爵制度施行的对象。

《三国志·吴书》存录的孙吴封爵史料还是相当丰富的。据初步检索，其本人受封而非袭爵者已达80人以上，加上袭爵的就更多了。排比这些资料，可以将孙吴受封爵者划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孙吴的皇亲国戚，另一类是臣属。

从身份来看，臣属始受封爵者绝大部分是冠有军衔的领兵武将，有些受封者的职事虽然主要是文职，但也兼有军衔，如卷六二《是仪胡综传》载“魏拜权为吴王，封综、仪、（徐）详皆为亭侯。……权下都建业，详、综并为侍中，进封乡侯，并左右领军。”

纯粹以文官职衔受封爵的似只有顾雍、董朝、韦曜、华核、阚泽等几人。卷五二《顾雍传》载“权为吴王，累迁大理奉常，领尚书，封阳遂乡侯。”接着说他“拜侯还寺，而家人不知，后闻乃惊”。这一方面说顾雍受封爵不事张扬，另一方面也说明顾雍以文职受封爵出乎家人意料。

顾雍是深受孙权器重的吴姓士族首领，黄武四年他把母亲迎到建业时，孙权“临贺之，亲拜其母于庭，公卿大臣毕会，后太子又往庆焉”。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授予封爵一样，都是孙权对顾雍的殊遇。

董朝在孙亮时为中书郎，孙林废孙亮而立会稽王孙休为帝，董朝奉命去会稽迎接孙休入宫，所以孙休即位后下诏称“董朝亲迎，封为乡侯”①。这也属特例。卷六五《韦曜传》载，韦曜素以文史见长，“孙皓即位，封高陵亭侯，迁中书仆射，职省，为侍中，常领左国史”。

同卷《华核传》称华核“始为上虞尉、典农都尉，以文学入为秘府郎，迁中书丞……孙皓即位，封徐陵亭”。卷五三《阚泽传》称，阚泽“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赤乌年间他官至太子太傅，兼中书令，“以儒学勤劳，封都乡侯。”

韦曜、华核和阚泽三人都是以著名文儒之士的身份受封爵的，当也有其特殊之处。其余《吴书》有立传的文官似均未见封侯，如卷五三有传的张绂官至长史，严畯官至尚书令，孽综官至选曹尚书、太子少傅，他们都身居高官要职而没有得到封爵。